楼门前摆放着四色垃圾桶，宣传引导标识随处可见，减少一次性垃圾袋、纸杯、杯垫的使用……目前，新版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已经实施，这次全国两会的驻地有了垃圾分类和减量新变化。
根据住建部等9部门要求，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，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。
“垃圾分类推广存在两个问题，一是垃圾分类配套措施，二是老百姓的认知能力和信任度。”作为长期从事环保领域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代表认为。
广州早在2011年就发布了相关规定，推进垃圾分类。“设想挺好，规划也做了很多，但分类之后，后端的垃圾处理配套没有到位。前端即使分好类，后端还是全部将垃圾混合在一起，最后倒进垃圾填埋场。”王筱虹代表说。
近年来，我国垃圾分类推广的脚步一直都没有停下。2017年3月，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部署在全国46个重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；2019年4月，住建部等9部门部署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方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要求2020年实现地级以上城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……
然而，江西省住建厅厅长、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卢天锡代表在调研时发现，目前，只有少数沿海发达城市的垃圾分类收集、转运设施比较完备，大部分城市只能做到在投放环节配备分类收集设施，分类转运、分类处置环节的设施配备普遍不足，远远不能够满足实际要，垃圾“先分后混”问题没有明显改观。
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，垃圾分类四个环节，环环相扣。目前，在全国范围内，随着垃圾处理量持续不断的增加，现有垃圾处理设施难以满足分类处理需要，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体系不健全，有害垃圾回收不到位，餐厨垃圾解决能力不足。
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指出，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的不健全，直接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效果，也严重打击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。
“我国垃圾分类起步较晚、投入不足，垃圾分类体系仍然不健全，大多数表现在法律和法规不健全。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对垃圾分类的规定和研究较少，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不够健全。”为此，卢天锡代表建议国家应加大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支持力度。
王筱虹代表发现，目前，在垃圾分类的试点过程中，出现了一些“后遗症”。早年间一些城市的垃圾分类试点政策出台后，大家都很积极地去响应，但逐渐发现在垃圾分类后端过程中，又将已分类垃圾集中在一个桶里。“现在重新大规模推广垃圾分类时，阻力会加大，因为大家的信任度减弱了。”
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宋鑫委员表示，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在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等重点地区，可尝试打造“分散收运＋集中处理”的“县域固废统筹共建服务”新模式。他认为，作为实现垃圾分类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地区，三四线城市及乡村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分类后垃圾量不足，单独建设垃圾处置终端设施成本过高。
“垃圾分类关键是能不能把好的传统发挥出来，引导其与政府的垃圾分类方案对接。”王筱虹代表说，垃圾分类另一个目的是垃圾减量。但要将垃圾最大限度资源化利用并不是特别容易，考验着配套技术和相应产业链。
“垃圾分类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要经过漫长的努力才能见效。” 宋鑫委员认为，当前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卢天锡代表认为，由于我国垃圾分类起步较晚、投入不足，垃圾分类体系仍然不健全，大多数表现在法律和法规不健全。“我国对垃圾分类的规定和研究较少，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也不够健全，存在法律责任不够明确、缺乏综合性法律和配套法律和法规等不足的问题。要完成既定目标任务，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是成功的关键。”
为此，卢天锡代表建议，国家应加大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支持力度。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立法，明确政府及城镇和乡村居民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中的责任和义务，通过正面引导和法规约束规范垃圾分类和收集。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各环节的有机衔接，解决“先分后混”“滴洒跑漏”等问题。
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委员建议，深入开展垃圾分类全民宣教，不断的提高全民认识和参与度。
